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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网 琰楚晚报

自由软件之父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 新浪科技 潘飞虎 虽然已经年逾六旬,但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显然没能做到耳顺。他会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就自由软件与意见相左人士展开激辩。 自由软件不等于开源软件,你们完全弄错了。在接受新浪科技专访时,他以此作为开场白。而在稍后的一场演讲中,他对一个慕名而来的粉丝表达了同样的不满,并要求对方用一张带有Free Software(自由软件)标示的贴纸,遮住身上T恤的开源字样。 1953年出生的斯托曼早已功成名就。他早年在哈佛大学读书,并进入麻省理工大学(MIT)人工智能实验室,成为一名程序员。他和同事们构建了一个软件分享社区,与圈子内外的程序员和科技人士分享代码、交流心得,一起对软件进行迭代开发。 但从1980年代起,商业大潮席卷整个IT行业,IBM、微软和苹果先后崛起。斯托曼的大多数同事们放弃了初心,转而编写非自由软件。黑客精神也开始异化,从最初的自由、分享、合作,转向强调攻击、破坏和入侵。 而斯托曼选择孤独前行,启动GNU自由操作系统项目,开发文本编辑器Emacs等核心软件,逐渐成为自由软件运动精神领袖。他也因此被称为自由软件之父,并获得众多声誉,包括麦克阿瑟奖、前线基金会先锋奖等,并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在全球诸多大学担任荣誉教席。 然而,显赫的名声并未为斯托曼带来丰厚的收入和崇高的地位。直到现在,他仍需要靠世界各地的飞行演讲赚钱,受关注程度也远不如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特斯拉汽车CEO伊隆马斯克等新一代硅谷偶像。 与来华时鲜衣怒马、前呼后拥的库克、马斯克等人相比,斯托曼走在北京街头,几乎无人能够认出这位大名鼎鼎的自由软件布道者。他五短身材,大腹便便,走不了多远就气喘吁吁;灰白头发约有一尺长,而络腮胡子的长度与之相仿;挎着两个黑色旅行包,一身不知名牌子的浅色休闲装,和任何一个美国游客没有太多区别。 作为一个与企业没有瓜葛的自由人,斯托曼在接受采访时直抒胸臆,没有商人式的犹疑与油滑。他以尖锐的遣词造句和惯用的大嗓门,抨击大公司,抨击美国政府,抨击教育体系,甚至抨击一切不认同他的观点的人。 在斯托曼看来,自由软件才是王道乐土,其余皆为异端邪说。自由,而非免费是他最喜欢的表述,也是他对自由软件精神的极简概括。 生活态度 对于斯托曼而言,自由软件不仅是形而上的科技、道德和哲学命题,而是延展至形而下,成为一种生活态度。 一款软件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才能算是自由软件?斯托曼给出了四个标准:用户能够自由运行软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写软件,并与他人合作,进行软件的再次开发;能够自由传播、分发软件;能够自由传播、分发软件的修改版本。 自由软件不仅意味着开发者需要将源代码公开,提供给需要的人,还意味着软件不能被后续的迭代开发者或企业用于专有目的,即不能非自由化。这与主流的知识产权观念相抵牾,而斯托曼甚至不承认知识产权的存在,认为它是一种欺骗。 斯托曼认为,一款软件如果不能满足上述标准,就是非自由软件,其特点是软件控制用户,而软件拥有者控制软件。他宣称,这是一种非正义权力,属于数字殖民。 然而,在大公司主导软件开发的当下,真正自由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少之又少,基本局限于GNU/Linux平台及相关应用程序。斯托曼当然不肯选择非自由软件,这就导致了他的选择余地很小,陷入了一个有关自由的悖论。 他的办公设备是一台古老的上网本,屏幕仅有10英寸大小,CPU则是非主流的龙芯处理器。由于硬件配置远远落后于时代,这款设备的性能非常低下,就连打开网页的速度也要比主流笔记本慢很多。 但是,当被问及为何不换用ThinkPad或MacBook时,斯托曼的不屑溢于言表:首先,这台电脑的性能已经能够满足他的需求;其次,它能够在BIOS、硬件驱动、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层面上全面使用自由软件,这是其他笔记本都做不到的。 他不使用智能手机。事实上,他甚至不喜欢看到别人在他面前使用搭载封闭系统的iPhone,而Android手机也只是勉强可以接受。当他需要打电话时,要么使用固定电话,要么借用别人的手机,因为这样老大哥就不知道是谁在打电话,也不知道我在哪里了。 斯托曼厌恶手机,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手机必然会收集用户数据,并提供给NSA(美国国家安全局)等政府机构。他说:手机的基带芯片有一个通用后门。当我们谈及Android等系统的自由软件时,一般停留在用户软件层面;但基带芯片搭配的软件绝不是自由软件,NSA能够借此获取数据。 大公司的贪婪 斯托曼毫不掩饰对大公司的憎恶。非自由软件的恶,源于大公司的贪婪。苹果、微软和Facebook等公司罪大恶极,只有谷歌尚可入得法眼,但也不过是尚未变坏罢了。 那么,这些公司是怎么作恶的呢?斯托曼认为,他们将软件改造成恶意软件(malware)。他们的软件会监控或是限制用户,即所谓数字手铐;他们植入后门,甚至把数据上传给审查机构苹果是始作俑者,而微软亦步其后尘。 在他看来,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是一个聪明而贪婪的商人,而苹果已故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是一个邪恶天才。谷歌的两位创始人拉里佩奇和塞吉布林,因Android允许用户安装未授权应用而得以幸免。 这种偏激的人物评价方法已经让斯托曼遭受了不少非议。3年前,当乔布斯去世时,斯托曼在个人网站上称,我不会为他的死而高兴,却会为他的离开而高兴。此言一出,舆论一时哗然。 而在上周末接受采访时,斯托曼对此解释道:我不会庆祝任何人的死亡;但是,我很高兴乔布斯不能够再危害人间了。他认为,乔布斯是一个邪恶天才(evil genius),他弄懂了如何把电脑打造成数字监狱,并让它们光彩动人,使人们自愿入狱。 他的结案陈词是:乔布斯造成了永久的伤害;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在竭力消除这种伤害。他还表示,苹果设备的越狱(jailbreak)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的,甚至应该立法禁止生产封闭设备。 对于谷歌,斯托曼认为只有两款服务尚可一用:搜索引擎和Gmail服务,它们可以在自由软件的环境下运行。但即使是谷歌搜索,他也要在别人的电脑上使用,以防谷歌知道我浏览和搜索了什么。 远离网络 斯托曼对于自由软件的极端推崇,甚至上升至了善恶层面。他说:非自由软件是恶,而自由软件是善在IT领域的部分体现。他还把那些不使用自由软件的人称作蠢蛋(sucker)。 这种观念让他对整个互联网,乃至整个科技圈产生了浓厚的不信任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阴谋论的桎梏。在他看来,与自由、安全、隐私相比,便利性可以忽略不计。 他用一款古老的软件从互联网上下载电子邮件,然后断开网络连接,写好回复,然后再连上网络,批量发送邮件。他会在无法上网的航班上写好邮件,待落地后联网发出。与喜欢时刻保持在线的普通网民不同,他在大多数时间里玩的都是单机版。 他不使用Facebook,因为这同样会导致个人数据被收集;WhatsApp等基于手机端的社交应用更是被视为洪水猛兽,不足为道。只有Twitter得到了部分认可,但他要求用户在发推之前禁用浏览器的Javascript,因为Twitter会利用它推送非自由软件。 他不懂社交传播和病毒营销。他没有博客,没有社交网络个人主页,也没有在YouTube上开通自己的频道。他的个人网站也非常简陋,只有一些文字和超链接,谈不上有任何美学角度的考量,简单粗暴。 斯托曼的顽固让他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就像一块棱角分明却百无一用的化石。然而,原教旨式的繁杂行动纲领让他感到满足,并期冀推而广之,惠及世人。我已经摆脱了非自由软件。但我一个人逃离还不够,每个人都应该享受自由。他说。 他想教人们更加理解自由的价值:你必需做出选择:是自由更重要,还是便利更重要?在获取你的数据时,他们会给你一些便利;但在其他场合,他们会让你不知不觉地遭受损失,或是受到限制。 在他看来,自由软件和非自由软件不是好与更好的问题,而是水火不容的非黑即白。两者已经共存数十年,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将继续共存下去,但斯托曼的态度却是不妥协。如果想要自由,就没有与非自由软件共存的空间。他说。 寻求政府支持 但斯托曼也承认,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自由软件的发展状况都不够理想,基本局限在工作站和微机等企业级市场,以及一小群极客中。 他呼吁个人用户抛弃传统桌面操作系统,转向GNU/Linux平台,并换用完全不会收集用户数据的应用程序。在他看来,如果你允许一家公司收集你的数据,那就是把自己的喉咙暴露在NSA的屠刀之下。 但是,用户能够很快接受一个陌生的操作系统吗?斯托曼认为这不是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自由软件活动家马克希尔(Mako Hill)决定将一所学校从Windows迁移至GNU/Linux系统。他重装了学校所有电脑的操作系统,并告诉大家这是一次操作系统升级。虽然软件和图形界面有所不同,但人们都很快接受了变化,使用起来并不困难。 斯托曼反复强调,用户不是不能接受自由软件,而是尚未了解和接受。许多人并不知道自由软件;但在加以解释后,他们是能够理解这一理念的。他们愚昧,不代表他们愚蠢。他说。 但在国家层面,他不相信美国政府会在近期公开支持自由软件,因为它不仅从微软、苹果等大型企业获取政治献金,还有知识产权和版权保护机构的游说。 不过,自由软件已经在南美取得成功。支持者包括阿根廷、委内瑞拉、厄瓜多尔、乌拉圭、玻利维亚、秘鲁等国政府;他们将非自由软件视为来自美国的威胁,是从事间谍活动的工具。 中国政府亦已意识到了过度依赖Windows XP等非自由软件的危险。今年4月8日,微软宣布停止XP的安全更新。工信部随后宣称,希望用户关注XP的潜在安全风险,并将加强支持Linux操作系统的研发;国家工程院院士方滨兴表示,升级至Win7或Win8比续用XP更危险,政府应扶植国产操作系统,逐步替换海外产品。斯托曼对此大加赞扬,称使用Windows XP简直是疯了。 国内民众对于自由软件的理解也日益深入。1994年,斯托曼第一次来华演讲,彼时无人知道该如何从自由软件赚钱,也无法想象为了公益而合作开发;如今,自由软件已经在中国开花结果,拥有不少忠实拥趸。 但是,斯托曼空有一腔热血,至今尚未得到国内官方的认可。如果没有官方的支持,自由软件在中国的推广之路将非常艰难。 他希望与官员面谈、传递理念,却始终不得接见,只能在各个高校巡回演讲,或是接受企业邀请收费讲课。与库克、马斯克等人首次来到中国就马不停蹄地拜会官员相比,斯托曼十多次来华,却始终在各种圈子的边缘徘徊。 国内自由软件倡导者、哲思网创始人徐继哲是斯托曼的好友,曾多次策划后者来华。他并不认为自由软件将彻底压倒非自由软件。对于自由软件在中国的发展,他要冷静得多。 它更大的作用是打开人们的思路,比如说手机应用要求获得大量权限是否必要等。他说。 斯托曼正越来越不像一个IT领袖,反而日渐向愤世嫉俗的犬儒评论家靠拢。他的个人网站上充斥着各种政论,议题包括支持绿党、抵制《哈利波特》等,以及不要和苹果做生意、不要和亚马逊做生意之类的内容。 这位不修边幅的61岁美国老人能让人联想起很多东西,比如哈雷摩托,手枪决斗,西部牛仔,哈瓦那雪茄。他已经不再年轻,也没有了年少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但自由软件已成为他的精神乐土。在采访最后,这位老兵自信言道:我不会妥协,也没有寻找退缩的借口。 56 856 103 938 295 216 0 385 912 563 354 165 862 493 884 916 723 473 403 922 962 567 300 307 783 243 327 820 468 782 856 572 391 824 703 906 957 246 662 353 513 656 876 54 385 648 220 618 386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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